日前，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天津博物馆完成了首批100件（套）、1051册珍贵古籍的定级工作，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经过专家论证评定，？65件（套）、871册古籍文献入选二、三级文物，占报送总数的70%，同时也填补了天博图书资料部古籍文献无级别的历史空白。这些古籍文献的定级，是天津博物馆2023年4月份启动的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的一部分，天博针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定级等工作，为古籍的传世保护夯实了基础。

  天津博物馆藏图书资料20余万册，其中线万册，存藏量丰富，不乏善本、孤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除了珍贵的古籍典藏外，还有大量的天津地方史文献、珍贵的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旧期刊等重要历史文献。

  据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田家馨介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天津博物馆从2023年4月份启动了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定级等工作，并组织策划馆藏古籍文献专题展，努力让古籍“活”起来。

  作为古籍保护的前提，全面清点普查特别的重要。在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天博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对古籍原书进行题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等信息进行电脑录入，通过细致入微的普查工作，对古籍整体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后续的古籍定级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完成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建档工作，确定古籍级别等次，对古籍整理与保护也十分重要，田家馨说：“我们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分批次开展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依照《天津市文物藏品定级评审鉴定书》等相关规定，详细著录古籍版式、尺寸、行款、版本、装帧等内容，并参照《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一部分：古籍》中一、二、三、四级的标准和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细致的分类和自评，整理了包括《本草纲目》《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元史》《吕氏春秋》等古籍文献。”

  另外，天博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护技术部，对馆藏古籍文献保存现状开展调查，对古籍病害情况做统计，发现病害多为断线、破皮、断口、虫蛀、老化等。为此，天博还与天津图书馆合作，积极开展古籍抢救性修复工作，对《王文恪公集》等近50册明版古籍及天津地方文献进行修复。

  天博图书资料部一共有七名员工，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前提下，不仅要担负起定级任务，还要做好日常的各项工作，每一名员工工作态度认真，责任心强，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确保首批定级圆满完成，天博实现了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零的突破。田家馨介绍说，“我们每天要保证三名员工到库房里工作一整天”，员工们都是早上一上班就到库房里埋头工作，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透透气。

  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工作人员对天博馆藏古籍进行了系统梳理，首批报送了100件（套），总计1051册古籍。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价值。

  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杨晓辉说，他平时主要负责线月份古籍定级工作启动后，他与同事们长期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工作中三人一组，一人负责在电脑上处理数据、填写表格，另外两人负责提取古籍信息，采集数据并拍照。

  一部古籍需要采集的信息点非常多，如：尺寸、年代、版本等数据，工作十分繁琐，有时采集一本古籍上的数据需要两天的时间。库房空间存在限制，工作人员经常是蹲着或者倾斜着身子，对每一个数据来进行核查和录入。

  在给古籍定级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拍照是重要的环节，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要在一组照片中体现整部古籍的数量、卷端、书名页等关键数据。前期的数据采集工作目的是为古籍鉴定专家提供一份准确的数据资料，这也是古籍定级过程中重要的参考是依据，因此不能有任何疏漏，专家组会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一些信息，对古籍的价值作出相应的判断。在8个多月的工作中，图书资料部的全体员工对定级工作的每一环节都高度负责，在古籍的搬运、测量、拍照等所有的环节，工作人员始终秉持着专业与专注。

  古籍并不像现代书籍有着标准制式，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尺寸。这就加大了古籍尺寸数据采集的难度。有的古籍由于采取传统的制作流程与工艺，所以一套古籍往往册数很多，在采集数据时，必须拍摄一张将整套古籍显示完全的照片，所以拍摄时工作人员要借助梯子爬上爬下，站到高处才能拍摄全景。同时，古籍的卷端和书名页等相关联的内容的数据采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数据采集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相关知识、进一步探索古籍的时代特征，才能定位所需信息在书籍中的准确位置。

  杨晓辉回忆道，在定级中遇到的困难有两种：第一种，古籍历经岁月洗礼，它的状态已经不稳定了，工作人员在取拿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而且在操作的时候，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这样的状态维持一天绝非易事；第二种，因为古籍的版本信息并不像现代图书那样标准，他们在采集信息时，就得反复翻找，直到找到能够作为定级依据的内容才可以。

  因为古籍的珍贵与脆弱，工作人员在进行有关操作时，一方面，要严格避免汗水和污渍对古籍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翻动过程中对古籍书页造成破损。为此，工作人员特地自制了指尖处剪开的手套。这种手套既能有效隔离汗水和污渍，保护古籍的清洁，又通过露出手指指尖，保持了敏感的触感，以实现精准、轻柔地翻页，从而避免对古籍书页造成损伤。

  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使之不再遭受损坏是目前古籍保护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田家馨说，天博为古籍书库配备了温湿度控制器、紫外线除尘器及防虫防霉设备与监测系统，这些设备能够有效地预防古籍文献受到环境影响，确保其长期保存。

  此外，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护技术部使用低氧杀虫设备对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定期集中消毒杀菌，通过智能检控设备创造低氧、恒湿的储藏环境，使害虫因窒息死亡，并抑制霉菌繁殖。低氧消毒技术符合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在珍贵的古籍文献档案保护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田家馨最后补充道，古籍定级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天博也将接着来进行探索实践，为守护好中华文脉、推动古籍保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的先民对医学早有研究，在存世各类古籍中，医药类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藏有一部明万历本《本草纲目》尤为珍贵。此书集中国16世纪前中药学之大成，显示出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全面阐述所载药物知识，内容丰富而系统。本书虽为中药学专书，但涉及范围广泛，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等内容亦有很多记载。此书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万历六年(1578)，稿凡三易，天博这部万历年间刻本是相当接近成书时间的早期版本。展品黑条格，九行二十字不等，小字双行，三十八至四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部刻书名，下为黑鱼尾。鱼尾下刻卷数，最下为刻工信息。

  从现存套印的实物来看，元代就已然浮现了朱墨套印的技术。但直到明后期，书籍套印技术才流传开来，发扬光大。最著名者就是明末湖州的闵、凌两家。明人陈继儒《史记抄》序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板。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天津博物馆就收藏有一部明万历淩瀛初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此书是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明代流传《世说新语》版本众多，而展出的这部四色套印版正是前述湖州套印的典型作品。该书无格，八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端为书名、卷数，下为篇名，最下为页数。该书共四色，刷印时需要雕四块印版，经过四道刷印方完成，成本颇高。该书正文黑色，红蓝标点，有三家批点，蓝笔为刘辰翁，朱笔为王世懋，黄笔为刘应登，一目了然，精美异常。

  《王文恪公集》明三槐堂刻本，作者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诗文名重一时，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该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版本价值。

  《二如亭群芳谱》明末刻本，（明）王象晋辑。该书为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作者王象晋勇于纳新，广采博引，在政事之余潜心农事，集16世纪以前古代农学之大成，逐成该部植物学巨著，因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兼备的古籍藏品。